（说历史的女人——第31期）
1941年，抗日战争进入中期。
在陕北地区发生了一件事，这件事虽然是民间小事，但是因为和毛主席有关，并且最后的处理结果甚至间接影响到了革命事业的发展，所以这件小事也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起来。
该事件的主人公叫伍兰花，是延安北面清涧县的一名农村妇女。
伍兰花的男人过于老实，所以伍兰花家的大小事都由伍兰花来出头，所以家里的掌柜也就由伍兰花来做了。
除了伍兰花和丈夫，家里还有三个孩子，以及一个年迈的婆婆，一共6口人。
话说这陕北之地，原本就是贫苦之地，老百姓都是靠天吃饭，风调雨顺之年，收成便好一些，但若遇到旱涝之年，便是灾年，吃喝都成问题。尽管如此，老百姓还要承担政府摊牌的诸多义务，比如交公粮等。在三十年代的时候，因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，导致陕北的老百姓吃尽了苦头。总算等到红军来到延安，推行土地革命，老百姓才算过上了像样的日子，比如本文的主人公伍兰花家也分了五亩地。
展开剩余88%对于农民而言，土地便是衣食父母。可是在那个年月，这衣食父母也离不开“天”的帮助，靠天吃饭的逻辑总难改变。在四十年代初，此地遭逢干旱，一下让这里的粮食变得紧张起来。
于是，便出现了一个问题：旱灾导致欠收，老百姓就没粮食交公粮。
但是，当时的历史环境，让这里的人面临的不仅仅是自然的问题，还有战争的问题。因为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，红军战士在前线苦战，可是战士们打仗不可能饿着肚子打，得吃饭才有力气打仗，所以说粮食问题再紧张，也不能苦了前线拼命的战士们。所以说，边区政府只好派工作人员到各村催收公粮。
伍兰花家里的情况，前面已说过，家里人口多，劳力少，比较困难，是村子里的贫困户。第一年的时候，公粮任务下来后，伍兰花无力承担，便找村干部哭诉。村干部对她家的情况也很清楚，觉得她们家交公粮确实有困难。可是，又不能因她家困难，就让她家免交公粮。如果这个口子一开，村里的公粮就不好收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村干部经商量，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即把她家今年的公粮期限延迟了一年——也就是说下一年收成好，伍兰花把两年的公粮一块儿交了。
可是结果到了第二年，靠天吃饭的命运再次禁锢了老百姓的口粮，伍兰花家因欠收，情况依然很糟。别说补交去年公粮，交纳今年公粮也成问题。
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苦，可是催交公粮的工作人员也不容易，尤其是县乡村三级催收公粮的同志们。为了公粮，他们是逐村跑，做工作。
当催收公粮的同志们来到伍兰花村时，村干部就把情况如实汇报，除了伍兰花家，其他家都交了。
面对伍兰花这种情况，乡里的同志决定亲自去家里动员一下，做做思想工作。村干部就前面带路，把乡干部带到了伍兰花家。
这些人一来，伍兰花就知道是催收公粮的，所以表情就没有丝毫开心的意思，当时她在纳鞋底，所以就压根连头也不抬，只管做自己的事。
乡里的同志只好苦口婆心讲革命道理，启发她要主动交公粮，可是伍兰花爱答不理，连村干部都觉得过分了。严厉批评伍兰花。
伍兰花被批评急了，烈性脾气就上来了，她去小房拉出一小袋粮食丢在门前，说：
“这是我们一家人一年的口粮，都拿去吧······”
伍兰花这个举动，明显带着气的，但此举也反应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有私藏粮食的嫌疑了，结果当场一个乡里的催粮干部就一时生气宣布把这袋粮食没收充公。
伍兰花一听，就急了，因为对她而言，这是她一家一年的口粮，所以就扑到粮袋上，哭闹起来，说什么没粮食一家人就没得活，结果这话赶话说着说着就胡骂起来，先是骂了红军，接着又带上了毛主席。
问题是，在带毛主席的时候，她提到了雷打——或者说是“借雷为工具，攻击人”，以前农村人经常那么说“雷咋不打死某某”，如是等等。
这一说，立即把周围的工作人员都惹恼了——因为伍兰花的哭闹已经不再单纯是哭闹，而变成了刻薄的诅咒了。
另外，最敏感的是她提到的“前一阵打雷事件”。有关该事，看似题外，却紧密相连，它发生在1941年6月3日。那天，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了一次会议，参加会议的都是陕甘宁边区各县县长，会议的内容也主要是商讨征收公粮等。可是会议在召开期间，忽然天气由晴转阴，电闪雷鸣、风雨大作。忽然，一个炸雷把礼堂的一根木柱子炸坏了，恰好在旁边坐着的是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，来不及躲避，不幸身亡。俗话说无巧不成书，巧合的是当天因雷雨天气，还导致了一农户家里的一头驴也因雷电击中而死亡。
稍有常识，便知此类事件纯属自然现象的结果，但那个年头的老百姓多半都是文盲，识字都困难，更别说这种自然现象方面的常识，故此这两起事件合在较短时间内发生，于是便传开了——在农村，老百姓对于此类事件总是因无知而容易产生迷信式的联想和幻想，说什么这是“老天爷的作用”之类的。
因议论之广泛，最后引起了中央社会部的高度重视，立即派人出去调查这个谣言的源头。
结果在中央社会部还没有调查到谣言源头的时候，就出现了伍兰花事件。当时，伍兰花口无遮拦之后，便被在场的乡干部命令之下，把伍兰花抓了起来，然后把其问题逐级上报，一直报到了中央保卫部。
伍兰花也被押送到延安，中央保卫部门建议给伍兰花定为死罪，接着伍兰花的案情报送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，经法院判决后，判处死刑，在清涧县枪决。
该事本是小事，但因性质严重，成了一个事件——被当时专门送给各首长看的中央内刊《情况汇报》刊登了出来。康生先看到这个事件，觉得有点特殊，便呈送毛主席看。
当时毛主席住在枣园，工作极其繁忙，但是《情况汇报》也是必看的，所以当毛主席看到这个事件后，非常震惊：这个伍兰花竟然是因为骂了自己而被判死刑的。
震惊之余，毛主席叫来中央社会部的人，严厉地说道：
“······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，不是设几个官位，如果不做调查，不搞清事实，就随便抓人、杀人，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，就此而言，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······”
可是，毛主席还不踏实，他在当日立即叫来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，让他把伍兰花请到枣园来，他想见见这个伍兰花，要亲自问问情况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就这样，在会客室里，毛主席见到了伍兰花。
毛主席态度亲切和蔼，说道：
“我这个脑壳真是值钱喽，国民党要他是用枪用炮，你可倒好哇，要用雷打······可你总得说出一个······道理嘛······”
毛主席像一个老乡一样跟伍兰花拉家常，伍兰花放松下来，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，说了自己的家庭情况，比如婆婆瘫痪在床，孩子小，生活艰难。又说到了交公粮的问题，35年红军刚来分到地的时候生活不错，虽然说要交公粮还能承受，可是这几年收成差，交公粮就成了难题，后在乡干部的逼迫之下一着急就捎带了主席，等等。
通过一番交谈，毛主席不但很快了解到了伍兰花的家庭情况，而且还获悉了她为何骂自己的原因。
伍兰花的情况背后，隐藏着严肃的问题，毛主席格外重视，立即对钱益民交代：
“把这个妇女放回去，而且是要派专人把她护送回去。”
钱益民不解。
毛主席说：
“她是好人，敢讲真话，是给我们提意见的好同志。另外要让去的人带上公文，给当地政府讲清楚，她什么罪过都没有。而且她家的困难确实比较严重，当地政府要多加照顾。”
如果伍兰花事件到底结束，其作用和意义也就显得小多了，但是事实正好相反。在伍兰花被释放后，毛主席给西北局下达了指示，要求安排专人对延安地区的群众负担和生活情况，进行深入调查。
2个月后，一份调查报告便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，该份报告调查的对象是张家村乡的情况，报告显示：1938年，征收公粮是1万石；1939年，征收公粮为5万石；1940年，征收公粮增加至9万石；1941年，征收公粮的数额竟增至21万石。
同时报上来的还有边区灾情的报告，两份报告对照看，毛主席陷入深思之中，他觉得这样下去，人民的生活就更苦的，这是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。于是，立即让秘书通知西北局和延安留守处的负责人来到枣园开会。
第二天一早，接到通知的西北局负责人高岗、八路军留守处负责人肖劲光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人来到了毛主席住的窑洞。
毛主席把两份报告让大家看，大家看了心里都不是滋味。那么怎么办呢？经过开会研究，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指导方针，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：
“靠我们的两只手，自力更生，发展生产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大家共同克服困难。”
这样，人人参加生产，不但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，而且也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。可以说，毛主席的这项号召，是1942年的“大生产运动”的先声。此是后话，暂且不叙。
两年后的某日，一位干部要下乡去搞调查研究，恰好去清涧县。在临行前，专门请示毛主席是否有别的指示。毛主席忽然想起了伍兰花，说：
“去看看那个让雷打我的伍兰花，看她现在的生活改善了没有。”
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位干部调查回来给毛主席汇报工作，专门汇报了伍兰花的情况，说伍兰花的生活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：
第一是自家种的粮食够吃，解决了温饱问题；
第二是作为村里特困户，政府免了她家的税；
第三是村里成立了互助组，她家得到了村人的帮助，日常困难得以解决。
此外，伍兰花还有一个重大的转变，那就是逢人都说毛主席好。
毛主席听了伍兰花的事情后，爽朗地笑了起来！
（文/说历史的女人·绿火）
参考资料：
1：《领袖与百姓——毛主席在陕北的足迹》
2：《毛泽东选集》
3：《延安市志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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